丽丽是个很喜欢说话的女人。我们东拉西扯聊了会儿，就顺话题问起她哪里学的英语，这才知道丽丽是在美国长大的原来。丽丽的父母移民自台湾，但她刚出生父母之间就出现了问题，丽丽遂被一对住在科罗拉多州的白人夫妇收养，她是从小在完全与华人世界无缘的环境中长大。丽丽的养父母虽然收养了她，却对她并不是很好，丽丽说: “他们只对他们自己的亲生儿女好，一点也不在乎我。”“我十六岁离开了那个家，就再也没有和他们联系过，也许我的养父母现在都已经不在世了吧。”
丽丽离家后就独自一人到处漂泊，直到二十岁时在美国南方遇到她在餐厅做厨师的前夫。丽丽的前夫也来自台湾，丽丽是从她前夫那里学的中文。“我二十岁之前根本就不会说中国话，连中国菜都没吃过，什么糖醋排骨，炒青菜，听都没听过。”“第一次到旧金山吃到中国菜时我高兴死了，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丽丽在二十岁之后又重新在华人的世界里找到了归宿，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圈子。她喜欢吃中国菜，喜欢中国男人，“我交过很多男朋友，白人，黑人，拉丁裔。最后还是觉得中国男人好。体贴，关心人，吃饭时都会替你买单。老美可不是这样，我以前有个白人男朋友，我们分手时他把以前一起出去吃饭旅游的账单拿出来要我分摊，我告诉他‘去死吧！’”丽丽后来和她前夫移居到旧金山，甚至自己开了家餐厅。从二十岁开始，丽丽学会了流利的普通话，闽南话，会用挺不错的汉字写中文菜单，她甚至还能说不少广东话，在我看来她简直是个语言天才。不过后来丽丽和她前夫离了婚，丽丽说是因为她前夫脾气太坏的缘故。之后她似乎就一直以加州为中心，在美国各地中餐馆中打工为生。
第二天是星期二店休日，我本来和上礼拜刚结识的菲利浦约好到他家吃晚饭，可是我既然不在餐馆做事了，自然也无法再住在餐馆的宿舍里。一大早，我把东西收拾好，背着包去按菲利浦家的门铃，向他道别。刚好菲利浦正要出门去学校，他问明情况后依然坚持要我依照约定，晚上一起吃饭，他说我晚上可以住在他家的客房，我听了也欣然答应。菲利浦把我引进门，介绍他太太伊蒂斯与我认识。伊蒂斯也很热情，不过他们白天都各自有事，约好晚上再见，我就把背包放下回去找老周丽丽他们去了。
见到老周，他告诉我，早上我一走，老板就派他在厨房当大厨的侄子来打探我的动向，看来昨晚他回去果然是没睡好。我对这些没什么兴趣，告诉老周我要去旅行，没工夫和他们计较，不过这次就是要吓唬他们一下，让他们收敛一阵子。我让老周把有老板签字的工资单收好，给了他我的手机号码。告诉老周，老板要是想欺负他,不用怕，直接打电话给加州的华人劳工权益协会，或者告诉我，“到时我替你写封信给当地劳动局，有他们好瞧的。”
白天的时候丽丽来告诉我，她已经决定明天就把这个工作辞掉，而且她在旧金山以北一个叫佩塔鲁马（Petaluma）的地方认识一家广东餐厅的老板，现在刚好要招个两个侍者，她和那个老板说好了可以带我一起去。我看着她苦笑地坦白道，我要去旅行，在这打工是因为天气不好，路不好走才没办法的事。她却并不能理解我所说的话和要做的事，反而很严肃的对我说：“你不能这样只想着玩，男人就要做工赚钱，不然都不会女人要喜欢你的。”面对着她的一脸真诚，我真是无言以对。正琢磨着该如何让她明白我不是在“玩”，这时我的胃却开始突然开始隐隐作痛起来。我有慢性胃病，天气不好时就老会犯病，特别是天冷的时候。其实就在我出发前的一个礼拜，我的胃病就已经很严重地犯过一次了，那次差点让我推迟了整个行程。胃疼马上让我改变了主意，我对丽丽说：“好，我去。”丽丽一听我终于听了她的话，立刻高兴起来，忙着打电话通知那家广东餐厅老板。
傍晚的时候我回到菲利浦家，大家都回来了。伊蒂斯正在厨房里准备着晚餐，菲利普说他们一家平时吃得随便，不过伊蒂斯今天决定做顿标准的美国式晚餐来招待我。
晚餐桌上，我们边品尝着伊蒂斯做的煎的小香肠，蔬菜色拉，烤土豆，喝着加州特产的红葡萄酒，边天南海北的聊起天来。菲利浦和伊蒂斯都是在加州出生，伊蒂斯是个画家，不过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还在不断学习中。”她性格沉静朴实，但有一双泛着坚毅目光的蓝色眼眸。菲利浦从加州州立大学拿到社会学硕士学位后就去了美国东北的新英格兰，在新罕布什尔州做了许多年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后来他辞掉工作，到世界各地，特别是中亚一带工作旅行，主要是做英语教师。他和伊蒂斯都是再婚。在美国，让我非常吃惊的一件事就是，我所认识的美国人，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父母绝大多数都离过婚，不少人还不止一次。所以大家谈起这些事来也毫不隐讳，只是当成件及寻常的事而已。菲利浦和伊蒂斯之间有一儿一女，儿子欧文九岁，是个非常腼腆英俊的小男孩，女儿就是可爱的蕾娜。
我和菲利浦聊起当天的新闻，伊朗示威群众焚烧了奥地利大使馆，进而聊到中东局势，布什的战争，以及穆斯林愤怒的报复。菲利浦不满的说到，“布什宣称要把民主带到阿拉伯世界，可是讽刺的是，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巴勒斯坦，当地人得到民主却更加仇视美国。”菲利浦接着说道，“布什每天晚上九点就上床睡觉，而且能睡得非常安稳，真是难以相信，我想他一定是个头脑非常简单的人，如果我要是总统，每天面对如此众多的严峻的问题和挑战，我大概是没法睡得着的。”我说到：“世界本来就是这个这样。翻开世界史，人类就是这样互相杀来杀去，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借着上帝或者正义的名义，杀自己的敌人，杀与自己敌人有关或者无关的人。”停了会儿，我接着说到：“不过我们这个时代好像尤其糟糕。”
菲利浦和我谈起他在海外以及美国的教学经历，然后说，让他感到困惑的是：“现在这些年轻人对于社会正义和是非没有什么感觉，”他在镇高中的学生们许多不是用人品性格来衡量一个人，他们热衷的只是以服饰和外表来评判一个人是不是够“酷”。菲利浦说他现在很少看电视和报纸，因为每天上边都充斥着各种坏消息。从言谈中我能感觉出他对这个杂乱纷烦时代的无力感。菲利普告诉我，他已经决定辞去教师的工作，把加州这边的房子卖掉，全家搬到马萨诸塞去，他在那边的乡间买了一处山林和一家小旅馆，决定重新开始一种与现在截然不同的平静生活。
菲利浦从书架上找出那本他说过要给我看的香港女孩子的游记，我翻了下，是一位叫邹颂华的香港女孩子的书。她在2003年独自一人从雅典出发，穿过土耳其，沿着丝绸之路花七个月旅行到新疆，手指一页页翻动着这本不普通的游记，我心中突然升起一个念头“我说不定这场旅行完了也可以写本这样的书。”菲利浦告诉我，他们一家和这位姓邹的女孩子相遇在阿塞拜疆，当时菲利浦在那里当英语老师。“我们大家在阿塞拜疆成了好朋友，一直都保持着联系。”菲利浦边说边疼爱着抚摸着坐在他腿上独自玩耍的蕾娜的满头乌黑的细卷发，“而且我们还在阿塞拜疆得到了这个小天使。”蕾娜原来是三年前菲利浦夫妇从一家阿塞拜疆的孤儿院收养的弃婴。伊蒂斯告诉我，当时她就在那家孤儿院做义工，蕾娜被收养时是个残疾婴儿，她当时整个左边的手腿都不能活动，或许这应该也是她被遗弃的主要原因。菲利浦夫妇收养蕾娜后一直都坚持给她治疗，到现在本来不能动担的左侧手脚都恢复正常了不少，可以自己走路，玩耍。菲利浦似乎很享受我们之间的交谈，晚饭后，伊蒂斯招呼孩子们睡觉去了，而我和菲利浦则一直坐在饭厅桌子旁聊到深夜。
第二天大早，我和菲利浦一家道别，他们一家送我到门外院子里，加州早晨明晰的阳光和二月清冽的空气愈发显出小镇的安静，我们大家一起合影留了念，菲利浦握着我的手说：“你到了纽约，麻塞诸塞也隔着不远，一定再到我们的新家来。” “会的，我向你们保证，”我答道，“你们是我在整个旅途的起点遇到的第一家美国人，也将是我在整个旅途的终点访问的最后一家美国人。”
我告别菲利浦一家后就走到小镇上和丽丽约定好的地点，等她去餐馆辞掉了工作，开车来和我会合。一会儿丽丽就来了，我跳上车，随着她向300多公里外的佩塔鲁马飞驰而去。上了北行的101洲际高速公路，看着窗外快快黝黑宽广，刚刚犁过正等待播种的草莓田，想起我本来要去的方向是南面，可现在却是在往北，不禁摇了摇头。
我在佩塔鲁马也只待了不长一阵子。丽丽带我去的那个广东餐馆还算可以，比在郝利斯特的那家餐馆强不少。老板是香港移民，他倒也不是非常难处。这个餐馆客人多，工作忙，收入也好不少。不过没做上多久我就在席卷北加州的新一轮寒流中不幸中招，先是感冒，后转为急性气管炎，整天没日没夜剧咳不止，我大概有七八年没有病得这么严重过。这样子什么事也做不了，只好辞了工作，回到旧金山湾区，到朋友家养病去了。
不过在佩塔鲁马打工的这段时间里，我却得以结识了一位不同寻常的老先生--杰瑞 普莱斯。那是一天中午，大约快到三点，餐馆终于过了午餐高峰闲下来的时候，门外不紧不慢走进来一位瘦高的老者，满头银发梳理得丝毫不乱，嘴唇上留着两撇精心修饰过的八字胡，衣着整洁讲究。他吃饭时，店里已经没有其他客人，就一边吃饭一边和我聊起天来。他显然是个友善健谈，而又充满好奇心的人，我们聊得很投机，杰瑞居然会说一点中文，他说他对中国很感兴趣，二十年前就开始自学中文，而他现在的妻子就是华人。
杰瑞今年72岁，在当地一家投资公司工作，但他同时又是个登山家，攀登过不少著名的山岳，而他现在正准备去攀登珠穆朗玛峰，创造成功登顶最年长者的世界纪录。我一听，眼睛一亮，登山也是我的一项爱好，我读书时经常开车离开城市到野外去爬山。随着交谈的深入，我和杰瑞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共同点，彼此倍感亲切。他是一个叫做“珠穆朗玛和平计划（Everest Peace Project）”私人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的成员来自各个国家，具有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他们希望通过攀登珠峰来促进人类理解，宣扬世界和平，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这个组织还准备协助传递奥运圣火从珠峰进入中国。当他得知我要横穿美国大陆时，点头称是，用中文指着自己说：“我是‘老疯子’，”又指着我说：“你是‘小疯子’。”说完彼此都大笑起来。
就这样我和杰瑞成了忘年之交，后来我到朋友家养病时，还专门回佩塔鲁马去看过他，见面时他非常高兴，不过因为我病还没好，依旧咳个不停。他满怀歉意地对我说：“对不起，我不能和你握手，因为今年四月我准备要去登珠穆朗玛峰，所以必须得十分小心，不能得病。”我们在他办公室聊了一上午，讲起各自人生和家庭的故事。当他得知我也梦想有一天能去攀登珠穆朗玛峰时，马上说他认识很多专业登山家，也有不少这方面的关系，如果我需要，他很乐意为我引见。中午他请我吃饭时，还把他住在加州海边一个小城的女儿的电话号码告诉我，让我路上路过那里时去找他女儿。分别时，杰瑞用他坚实的臂膀给了我一个有力的拥抱，全然忘掉了我此时还是个病毒携带者。
当我抵达纽约开始写这篇游记时，特意用我的手机打电话给杰瑞。电话那头还没等我说话就传出杰瑞抑扬顿挫，节奏分明的中文：“你还好吗？我的朋友。”
杰瑞告诉我由于他的年纪，登珠峰需要特别协助，但这次他没有筹募到足够的基金来支付必须的开销就只好放弃了，不过他还是借机会去中国旅行从南到北旅行了一场，他告诉了我对各地的印象，在广州他居然遇到了我母亲工作单位的人，他高兴的对我说：“我向他们提起你妈妈的名字，他们居然认识你妈妈。”我向他提及到我现在再写这篇游记时，他不仅慷慨的允许我用他的名字和照片，还特意用电邮专门寄了两张给我。在电话里他说：“明年，我准备去西藏，去徒步绕行岗仁波齐，到时候咱们一起去。”
我告别菲利浦一家后就走到小镇上和丽丽约定好的地点，等她去餐馆辞掉了工作，开车来和我会合。一会儿丽丽就来了，我跳上车，随着她向300多公里外的佩塔鲁马飞驰而去。上了北行的101洲际高速公路，看着窗外快快黝黑宽广，刚刚犁过正等待播种的草莓田，想起我本来要去的方向是南面，可现在却是在往北，不禁摇了摇头。
我在佩塔鲁马也只待了不长一阵子。丽丽带我去的那个广东餐馆还算可以，比在郝利斯特的那家餐馆强不少。老板是香港移民，他倒也不是非常难处。这个餐馆客人多，工作忙，收入也好不少。不过没做上多久我就在席卷北加州的新一轮寒流中不幸中招，先是感冒，后转为急性气管炎，整天没日没夜剧咳不止，我大概有七八年没有病得这么严重过。这样子什么事也做不了，只好辞了工作，回到旧金山湾区，到朋友家养病去了。
不过在佩塔鲁马打工的这段时间里，我却得以结识了一位不同寻常的老先生--杰瑞 普莱斯。那是一天中午，大约快到三点，餐馆终于过了午餐高峰闲下来的时候，门外不紧不慢走进来一位瘦高的老者，满头银发梳理得丝毫不乱，嘴唇上留着两撇精心修饰过的八字胡，衣着整洁讲究。他吃饭时，店里已经没有其他客人，就一边吃饭一边和我聊起天来。他显然是个友善健谈，而又充满好奇心的人，我们聊得很投机，杰瑞居然会说一点中文，他说他对中国很感兴趣，二十年前就开始自学中文，而他现在的妻子就是华人。
杰瑞今年72岁，在当地一家投资公司工作，但他同时又是个登山家，攀登过不少著名的山岳，而他现在正准备去攀登珠穆朗玛峰，创造成功登顶最年长者的世界纪录。我一听，眼睛一亮，登山也是我的一项爱好，我读书时经常开车离开城市到野外去爬山。随着交谈的深入，我和杰瑞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共同点，彼此倍感亲切。他是一个叫做“珠穆朗玛和平计划（Everest Peace Project）”私人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的成员来自各个国家，具有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他们希望通过攀登珠峰来促进人类理解，宣扬世界和平，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这个组织还准备协助传递奥运圣火从珠峰进入中国。当他得知我要横穿美国大陆时，点头称是，用中文指着自己说：“我是‘老疯子’，”又指着我说：“你是‘小疯子’。”说完彼此都大笑起来。
就这样我和杰瑞成了忘年之交，后来我到朋友家养病时，还专门回佩塔鲁马去看过他，见面时他非常高兴，不过因为我病还没好，依旧咳个不停。他满怀歉意地对我说：“对不起，我不能和你握手，因为今年四月我准备要去登珠穆朗玛峰，所以必须得十分小心，不能得病。”我们在他办公室聊了一上午，讲起各自人生和家庭的故事。当他得知我也梦想有一天能去攀登珠穆朗玛峰时，马上说他认识很多专业登山家，也有不少这方面的关系，如果我需要，他很乐意为我引见。中午他请我吃饭时，还把他住在加州海边一个小城的女儿的电话号码告诉我，让我路上路过那里时去找他女儿。分别时，杰瑞用他坚实的臂膀给了我一个有力的拥抱，全然忘掉了我此时还是个病毒携带者。
当我抵达纽约开始写这篇游记时，特意用我的手机打电话给杰瑞。电话那头还没等我说话就传出杰瑞抑扬顿挫，节奏分明的中文：“你还好吗？我的朋友。”
杰瑞告诉我由于他的年纪，登珠峰需要特别协助，但这次他没有筹募到足够的基金来支付必须的开销就只好放弃了，不过他还是借机会去中国旅行从南到北旅行了一场，他告诉了我对各地的印象，在广州他居然遇到了我母亲工作单位的人，他高兴的对我说：“我向他们提起你妈妈的名字，他们居然认识你妈妈。”我向他提及到我现在再写这篇游记时，他不仅慷慨的允许我用他的名字和照片，还特意用电邮专门寄了两张给我。在电话里他说：“明年，我准备去西藏，去徒步绕行岗仁波齐，到时候咱们一起去。”
